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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元帅”的非常之路

发布日期:2021-06-13 03:22   来源:未知   阅读:

  早期的革命生涯与其他的开国元勋无异,也是在九死一生中,经历了从革命萌芽直到胜利的一个曲折历程。在新政权建立后,这位钟情科技的元帅,又为中国发展“两弹一星”倾注了全部心血,从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影响深远而又难以估量的一笔财富。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入城时间本来定在1月29日,但这一天恰好是农历春节,为了让老百姓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过个传统节日,聂帅提议将进城日期推迟两天。”78岁的周均伦少将告诉本刊记者。1961年,在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周均伦被调到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一直到1992年聂帅去世,他在这位老帅身边工作长达31年之久。

  周均伦说,与四野的、罗荣桓是2月1日进的城,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难以抑制心头激动的提议,应该举行一个入城仪式,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这个提议得到了高层的批准。

  2月3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最前面是军乐队,接着是装甲车、坦克、炮兵、骑兵、步兵。10时30分,从珠市口进入前门大街。、、罗荣桓、彭真、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走过前门箭楼后,入城部队右转弯拐进东交民巷,从这条记录着半个世纪屈辱的小街上威武昂扬地走,借道东单一直向东四方向走去。入城式历时8小时,当天整个北平城都沸腾了,到处口号声、锣鼓声、歌声响亮,鞭炮齐鸣。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学生纷纷爬上坦克、装甲车,随同解放军一起前进。

  入城后的身上的担子不断加重,直到身兼六职——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1949年9月又接替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聂帅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由他出任北京市长,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当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新政权定都北平做各项准备工作。”周均伦说。

  出生于上海的周均伦在新中国成立那年正好18岁,他对当时那种改天换地的狂热气氛记忆犹新:“我们对的统治都非常失望,所以刚解放时,先是对好奇,继而衷心拥护,情绪极端高昂。”而1949年3月在西柏坡的会议上,就适时提出:平津两市的“解放热”要冷下来,应迅速恢复秩序和生产,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呈现在面前的,是他在战争年代从未遇到过的局面。“首先就是傅作义的20万起义部队的改编问题,旧军队成分复杂,军风纪律完全不一样;其次,还有土匪、特务、妓女等问题也很棘手。”周均伦说。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家家门户紧闭。住在恭王府一带,有一天晚上,警卫员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一个黑衣骑车人窜出来挡住了道路,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玻璃上。这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开枪者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骑车人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所幸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小坑。此后不久,又有一辆与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汽车从住处出来后,也在老地方挨了一枪。因为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繁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没被抓住。

  “当时聂帅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治安,他做了大量工作,改编军队、收容散兵游勇、关闭妓院等,社会秩序恢复得比较快,也赢得了高层认可。”周均伦说,当时的北平还有许多外国人,大多生活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附近。有意识挑选大学生出身的军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驻美大使的韩叙,组织特别纠察队,在这一带巡逻。一些傲慢的外国人没想到,这些被他们视为“土包子”的解放军,会讲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英语,一下子被镇住了。“聂帅晚年时一提起这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周均伦回忆。

  北平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为新中国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北京市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成为北京市第一任民选市长。因为军队工作过于繁重,1951年1月底,辞去北京市长一职,由彭真继任。虽然在北京市市长的岗位上只有短暂的一年半时间,但他对北京市的工作仍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91年,他还专门找北京市负责人谈话,请他们注意多修地下铁道。他说:“地铁平时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挤,战时可用做人民防空。”这一年,他已经92岁。

  1949年8月,又有了第七个头衔: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而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50天时间。不得不以十二万分的细心和周密对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别小看这些事,一旦马匹摔在城楼下,装甲车开不动,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才迎来这一天,我们要倍加珍惜。”

  “聂帅想得很细,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故障时如何补救、晚上怎么放焰火等,都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有1978匹战马参加检阅,如果这些马乱窜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聂帅指示,要挑最好的、最训练有素的骑师和战马”。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对的细致记忆犹深。在一次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车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就能帮马脱离失蹄状态。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为了防止坦克熄火,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接受检阅。结果,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猛拉马缰,顺利通过了。

  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是最为关注、重点布置的一项工作。当时的空袭频繁,南苑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占领后,空军在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死伤24人。

  阅兵筹备工作刚启动时,还闹过一场误会:7月7日,北平市在广场召开抗战胜利纪念大会,郭沫若到会讲话。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在庆王府值班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一位参谋接到山海关方向空中监视哨报告,有两架敌机正朝北平方向飞来。这位参谋一边通知监视哨,让他们再仔细确认,一边报告参谋长唐延杰。两人正在商议要不要向上级报告、要不要通知采取措施时,山海关来电话,说刚才空中两个黑点原来是老鹰,已经飞回大海方向了。

  华北军区司令部电话能直达,如果草率通知会场躲避敌机,那十几万人的大会就会立刻大乱。针对于此,8月15日,周恩来指示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防空任务。

  细心的人也许早就注意到:开国大典是在10月1日15点举行的。“这也是聂帅出于防空袭的考虑而定的时间。”周均伦说,因为当时条件简陋,观察飞机敌情还是靠肉眼而不是雷达。“聂帅想到:下午15点,太阳偏西;如果飞机从东边飞来空袭,正好是迎着阳光;我们迎击它,正好是有利的角度。”为了确保阅兵万无一失,考虑得极其周密。他向参加大典的部队全体人员发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军队中起义过来的。起初只决定用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到南苑机场视察后,觉得9架飞机太少,又凑了2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一共17架飞机。

  “为了增加气势,聂帅和周总理商量,提出一个方案:因为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所以通过了以后,这9架飞机又转回去,接到飞得较慢的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再飞。”周均伦微笑着回忆。结果,开国大典当天,外国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防空安全,万一出现在受阅中受到飞机的偷袭怎么办?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空军方面向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受阅前,各级领导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质量。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我们今天重听开国大典录音带,会听到开头有一段特别的讲话:“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周均伦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邓拓夫人丁一岚也曾询问过周均伦。“我一听这四川口音,没错,肯定是聂帅的声音!”

  有人曾将中国第一代的者划分为两类:一是以为代表的“本土派”,他们在国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洋派”。则属于“留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99年,出生在四川省重庆江津县。1919年前后,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发展,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492人,为全国之最;其中又以江津县去的最多,20岁的便是其中一员。

  年轻时的原本也是“实业救国”的信奉者,而到了法国,他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冲击,也结识了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后来成为革命战友的志同道合者。参加了3次后,在1922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从此走上革命救国之路。

  1924年,经德国到莫斯科,与叶挺等人同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成为中共早期培养的军事人才。一年后,26岁的回国,不久,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

  年轻时的革命生涯几乎是中共早期革命运动的一个缩影:1927年7月参加南昌起义,是周恩来指定的前敌军委书记;此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来又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经历了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叛变。1931年,离开上海辗转到达瑞金,中共重新组建红一军团,任总指挥,为政委。从此,他与一起领导这支部队,长达5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直接受领导,可以说是他的嫡系部队。长征时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都交给红一军团。”周均伦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踏上漫漫的长征路。关于长征的落脚点问题,中共高层曾开过8次会议,变动过7次。此时的中央红军尚不知陕北那里还有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力量的存在。而最终如何得知这一信息,从而选择北上与其会合,这也是很多历史文章讨论的一个热点。

  周均伦告诉本刊记者,曾向他回忆:“到达哈达铺后,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有趣的是,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记者访问过一位叫杨家华的老红军。那一天就是他给送去了那份关键的报纸,而杨家华对当时的细节还记忆犹新:红二师进入哈达铺后,一放下行李,就喊他:“小鬼,快去买些烧饼回来。”杨家华跑到一个卖烧饼的老乡处,买了4个烧饼。老乡随手拿一张报纸一包,递给了他。杨家华清楚记得包烧饼的报纸是《山西日报》。看得特别认真,忽然,他的嘴不动了,接着,他大声地对杨家华说:“小鬼,快,把通讯员叫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报纸送给老毛,送给中央。”

  “这个消息对当时的红军当然很重要,不过,也并不能说聂帅的消息就是唯一消息源。当时还有其他途径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存在的信息。”周均伦对此很客观。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出任115师师长、政委。115师在抗战初期便打了场著名的平型关战役。

  因为早期抗日宣传的需要,平型关战役击毙日军的人数一直是3000多人,这也曾在学界引起一些争议。周均伦回忆,当他与其他工作人员为聂帅写回忆录时,还专门向聂帅求证此事。“他回答说:‘我记得没那么多,你再去查一查。’”周均伦后来向聂帅汇报:当时的中央电报公布的是3000人,但实际内部资料上是1000多人,他问聂帅怎么处理?老帅回答说:“要实事求是,是多少就多少。”周均伦说,聂帅回忆录里纠正了这一数字后,军事科学院的人特别高兴,他们告诉周均伦:以前就想纠正过来,但考虑到中央电报上的数字,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聂帅这么一表态,我们以后就好写了。

  1937年10月,115师经历了“五台分家”:考虑到115师等部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决定,由带领115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晋西南,留驻五台山地区,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多年来,一直在中共中央和身边工作,这一次,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

  “五台分家”,留给的是3000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晋察冀根据地是敌人后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根据地。“它处在4条铁路线包围中间,地域大而部队少,聂帅的首先任务便是发展部队。”周均伦介绍。留下来的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成为宣传员和组织者,上自司令员,下至赶毛驴的运输战士,都到村里去开展工作,动员有志青年参军。

  为了扩大宣传,还专程上五台山。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其中许多人甚至还拿起枪与日军搏杀,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曾回忆。他在收编、改造杂色武装方面做出的成绩也被广泛认可。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

  “在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聂帅也非常注重讲究策略。他避免了‘打土豪’这些过‘左’的做法,尽最大努力把各阶层都团结起来。”周均伦说。全边区统一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国、共、当地开明人士共同组成。而在当时,关于五台山的僧侣是否有代表权也曾产生过争执,有人认为和尚是出家人,不应该到政权内部。事情报到那里,他说:出了家并没有出国,不应该把他们排斥在外。在代表大会召开那天,双手合十接见来自五台山的僧侣代表们。

  在没有大后方接济的情况下,孤悬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38年底,由原有的3000人发展到4万人。这个发展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重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给等发了封慰问电,电文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晋察冀根据地也吸引了国际人士关注。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卡尔逊两次来到晋察冀。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办学校、创立剧社?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专门抽出时间接受卡尔逊的采访,回答他的诸多疑问。

  卡尔逊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新中国的试管”,他也写下了这样的话:“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日本人曾派了8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另一位国际友人,便是最著名的白求恩。先是通过翻译与白求恩谈话,后来有时干脆用英语甚至用法语直接同白求恩交谈。

  在军事上,1939年,在杨成武的指挥下,晋察冀军区打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被日本军界捧为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52岁的旅团长阿部规秀被炮兵连炸死,日本朝野震惊,中国军队的士气为之一震。

  1967年因炮轰“文革派”而被打成“二月逆流”之后,写了几次检讨都未获通过。有一次,苦闷的让周均伦打电话给周恩来:“究竟要我怎样检讨才能通过?”不久,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周均伦:“要结合历史进行检讨:一、在红一军团时有本位主义错误;二、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战争没有打好;三、历史上有不适当地突出自己的地方。”

  关于“本位主义”,告诉周均伦:1936年春,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一起东征,因十五军团伤亡大,来电报要求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但长征以后,红一军团也减员甚多,红一军团刚好扩了5000人,所以不同意,由出面请求免拨或少拨”。东征结束后,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开总结大会。会上,点名批评红一军团有本位主义。后来向周均伦回忆:当时不吭声,只好自己站起来检讨。

  所谓“历史上不适当地突出自己”,周均伦说,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印刷得很精致,创刊号根据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首刊号上有一篇邓拓化名写的《晋察冀舵师》一文,画报里面,的照片也比的醒目。此外,“晋察冀的文艺人才比较多,编了一些歌,赞颂聂司令”,延安整风时,曾因此受过批评,而他也诚恳地做过检讨。

  关于第二点,“解放战争初期,华北方面的仗没有打好,中央有看法”。周均伦解释,这包括绥远战役,集宁、大同战役和张家口战役。特别是张家口失守,因为时间仓促,张家口为解放军过冬准备的被子、成衣、棉花、粮食全都来不及带走,很多装得满满的仓库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本人也总结说,战术上犯了很多错误。

  “从张家口撤退后回到阜平,专门打平汉线,部队又赢得了主动。”晚年回忆,在打赢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形势大好,如果能集中3个军团,“也是可以打大仗的”。但是,“从中央的部署看,华北的3个军团就是作为机动力量来使用的。主要先解放东北,东北与华北结合起来,再解放华北。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是作为整个战略布局当中的一粒棋子来使用的,这就使不可能收拢五指,形势需要他做全国棋盘上的配角。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方面打的大型战役并不多。”周均伦介绍。在周均伦看来,聂帅最大的特点,便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1948年4月,多年坚守陕北的和中央来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对的到来极为重视。在饮食上,也配专人为做饭,外人不得参与。作战科长唐永健回忆:“当时没有对毒物的化验手段,聂帅就叫用银筷子先试食品有没有毒。而且,、吃的是一种饭菜,先吃,后吃,即使有毒,这道关也挡住了。”

  但当时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1948年5月,敌机轰炸城南庄,因转移及时没有受到伤害。事后查明是潜入内部的特务给敌人送了情报。1969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年也在城南庄的在会上发了一个简报,称:“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将矛头直指,以至于陈毅都为“捏了一把冷汗”。不过,深深了解的并没有回应的发难。

  1956年10月的一天,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来到家里,就他的工作安排征求意见。“聂帅回忆说,当时小平同志提出三个职务让他选: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帅没有任何犹豫地选了科技这一块。”周均伦说,“这个选择与聂帅年轻时的志向有关,也可以说,他完成了年轻时科技救国的夙愿。”

  1956年11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也从此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关于中国科学家如何在那个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力量,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尽自己最大能力保护知识分子,并给他们提供最为稀缺的精神财富——信任,这或许是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值得被提及的一点。

  受新中国的感召,1949年以后,从国外陆续回来了一批科学家。“当时有条件出国留学的,以新政权的政治标准来看,都属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所以用这些科学家,很多老干部思想里有抵触情绪。聂帅就反复做大家工作。”周均伦回忆,有的知识分子经常发牢骚,有人将此反映到这里,要将其打成“”,但都被他挡了回去。

  1960年,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专家后,中国科学家依照图纸,改进了“东风二号”,预计射程1200公里。1962年3月21日上午9时5分53秒,“东风二号”在众人期望中点火升空,结果升空不久就掉下来,火箭坠毁,发射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情绪受挫。

  听了汇报后说:不要追究责任,失败也有经验,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还重要。不要急,好好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周均伦说,当时拉了3发导弹过去,第一发失败后,还要不要继续打这第二发?“聂帅的意见是不要打,拉回来分析,把技术吃透。”

  总设计师任新民,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盯着地面记录的参数发呆,压力极大。第二天,聂帅在送行的领导中看到了任新民,一把握住他的手说:“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到最困难的时候,很可能就快要成功了!充满信心,继续努力吧!”经过一系列地面试验,1964年6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后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此后,又“三发三中”,它标志着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任新民在回想这段历史时说:“没有聂帅的信任和理解我是顶不住的!”

  曾下规定:党委不要干涉技术工作,由专家自己解决。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样的决策都是需要魄力的。航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钱学森。去世后,很多老科学家都著文回忆在其领导下工作的岁月,在他们的眼中,聂帅是真正了解知识分子的。而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为了科学家,还有个著名的“募捐”的故事:1959年到1961年,天灾人祸,中国经济遭遇了最严重的局面。很多科学家因为吃不饱,出现了浮肿、色盲。“聂帅听到这个消息后很着急,他说,这让科学家们怎么再搞科研工作?聂帅当时自己生病在医院里,他把秘书找过去,说用我的名义向海军、广州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几个沿海的、条件好的军区发募捐倡议,请求他们援助副食品,来提供给科学家,保证科学家的营养和身体健康。”

  因为的威望,他“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多很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给了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等,这在当时,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而且聂帅规定,这些东西要来以后,行政和政工干部一律不准分,统统分给一线的科技人员。所以当时的专家领副食品的时候,真是很多人感动得流泪。东西分完了,他还派人下去检查。五院的政委刘有光说,我没有分一两肉,如果分了就开除我的党籍!”周均伦说。

  在这个关头,是否要继续发展“两弹”,也开始出现争议。有人认为,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聂帅到了北戴河,听到各种各样的反映,看到了简报,他发觉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到会上给大家做分析,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应该继续下去;如果我们这样一耽误,再接下去就很困难。“因为聂帅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信,所以经他一说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都表示赞成。”

  还是不放心,回北京之后,他签发了《导弹、应该坚持攻关的报告》,交给中央。这个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同。最高领导的首肯自然打消了此前的诸多争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爆炸试验成功。时隔45年,那一天的细节,周均伦依然印象深刻:“那天聂帅一早就到了办公室,来来回回地走,就在那里守着电话机,听前方的消息。”

  15点一过,周均伦立即接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打来的电话,报告试验成功。聂帅非常高兴,他立即要通了周总理的电话,两人在电话里互相祝贺。然后,又让周均伦起草一份贺电,转达给前线的科技人员和指战员表示祝贺。

  但是,中国官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晚上,在陪聂帅散步时,周均伦问:“首长,我们的试验成功了为什么不公布消息?”聂帅回答:毛主席、周总理讲要看西方的反应再公布。

  没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做了报道。深夜2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此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当天半夜敲锣打鼓,庆祝活动非常热烈。后来我骑着自行车到那里,他们正在发号外。第二天早晨我把报纸给他看,他看了也挺激动的。他说这张号外留下当纪念吧。”周均伦说,这张留作纪念的号外可能还存在解放军的档案馆,上面还留着他的笔迹“首长让号外留作纪念”。

  1967年6月17日清晨,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68岁的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跃出掩蔽壕狂呼,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www.hljby.com.cn。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从第一颗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中国已被公认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1967年,在与杨成武谈及时说:“聂老总是个厚道的人。”这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评价。

  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我的父亲》一书中,曾提及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后来,工作人员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批发的。有人问聂帅: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聂帅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张经武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

  在很多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非常朴实却又极其难得的评价:不整人。即使在打“AB团”那样的严重形势下,他任政委的一军团也没有错杀过一个干部。聂力说:“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

  跟随聂帅31年的周均伦,最大的感受是:这位老帅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别人的坏话。让周均伦印象深刻的,还有的严谨。初到办公室工作时,老帅很严肃地向他交代:“张瑞华同志要看文件,你必须要经过我同意。”周均伦说,聂帅的夫人张瑞华其实也是资历非常老的一名党员,但聂帅还是特地交代文件“不能随便给她看”。

  “聂帅在‘文革’中相对受冲击较小,一是因为,二是因为对他了解,知道他不是玩弄权术之人。”周均伦说。

  与结识甚早:“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北伐到武汉后,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在回忆录里说。在看来,“平时就是一个不爱多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又有些阴鸷”。

  比大6岁的对这位搭档早期的评价还包容一些:“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早期的与关系较好。告诉周均伦: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还动员回来和他搭档,到四野来当政委。向表态:华北的干部你要谁我给你谁!遂点了萧克等人。与很多人的看法一样,也认为,都是因为叶群才变坏的。

  1968年,为了斗倒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上,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则借题发挥:“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周均伦回忆,那段时间因为发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而不得不卧床治疗,之前的秘书打电话来通知聂帅来参加这个会,后来是直接打来,告之会议非常重要,让参加。在医生的劝阻下,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散步来到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听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众所周知,杨成武是他长期信任的老部下。不久,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此事,叶群回答:大家都炮轰嘛,轰到谁是谁。

  “过了没多久,我记得周一一上班,聂帅告诉我:昨天(周日)到家里去了。他当面问:杨成武究竟是怎么回事?支吾了半天,说了句:他最近不到我这里来了。聂帅很奇怪:他是你的老部下,你给他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吗?也没有吭声。”周均伦回忆。

  在周均伦看来,最初的目标还是杨成武本人,但是1968年,在一次讲话中将“二月逆流”定性为“反党事件”,就一夜之间也成了“反党分子”。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中的“反党分子”,经历了此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有一天,他把周均伦等几个秘书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三位秘书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4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心生失望的周均伦也想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聂帅挽留了他,从此,他陪着这位老帅一直到其生命终点。

  的爱干净是出了名的。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即使在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里,他也一丝不苟地注意着自己的仪表,缀满补丁的旧军服整洁、干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神清气爽,儒将气质,武将雄风。他率领的部下无一例外地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部队入城后,中南海的警卫战士一听见咳嗽,就赶紧下意识地整理军装。

  “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风纪扣任何时候都要扣得严严的。”85岁以后,不能走路了,坐上了邓朴方送的一辆轮椅车。坐在轮椅车上的老帅,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

  这位老帅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社会生活。88岁那年,他给总政治部主任的信中还提出,希望高级干部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人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在西北的戈壁大漠,有一块聂帅永远牵挂的土地。自1967年离开之后,由于“文革”越演越烈,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如此热爱的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1992年,93岁的去世。根据他的遗愿,部分骨灰被安放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中,永远守候和庇护着他热爱的那方天地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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